【学术交流】教授贾京生应邀为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前沿系列专题举办讲座：“非遗中的精神 · 智慧 · 艺术 · 审美”

2021年4月21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贾京生教授应邀来到中国人民大学，为人类学前沿系列专题举办题为“非遗中的精神·智慧·艺术·审美——以西南少数民族服饰工艺为例”的讲座，就“非遗”是什么、“非遗”中的精神、“非遗”中的智慧、“非遗”中的艺术和“非遗”中的审美五个方面做出了精彩的展示。

贾老师首先明确了，“非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的简称。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颁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所谓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那些被各地人民群众或某些个人，视为其文化财富重要组成部分的各种一社会活动讲述艺术、表演艺术、生产生活经验、各种手工技艺，以及在讲述、表演、实施这些技艺与技能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种工具、实物、制成品及相关场所。”“非遗”形成的成果即有形的、物质的、可见可触的物质文化遗产。

接下来，贾老师总结了“非遗”中的精神，包括执着一生、追求极致、敬物惜物和文化传承的精神。

执着一生的工匠精神就个人层面而言，是一生一世的传承——一辈子只做一件事；从家族层面讲，是代代坚守的传承——每代只做一件事；对于族群而言，也是世代生活传承——世代只做一件事。

追求极致的敬业态度体现在追求工艺上的极致精细、艺术上的极致精美和生活上的极致精典。例如，制作一件黑领苗的大花衣（枯藏服）一般需要12个月，榕江的杨秀芝绣制一件百鸟衣需要2年时间，更有苗族的破线绣盛装，是将一根绣花线均分成8股或更多进行刺绣，一套完整破线绣制作时间为4—5年。

少数民族还有敬物惜物的美德：敬畏大自然的原材料，敬畏祖传的工具与工艺制作、图案造型和服饰使用，一切带有敬畏之心。他们织造土布的宽幅一般都很窄，制作服装采用拼合的方式，这样窄的土布就不浪费。相反，剪裁通常会造成浪费。这种敬物惜物的精神、节约资源的理念，是少数民族祖先留下的宝贵财富。

贾老师认为，许多少数民族在坚守族群文化传承方面做得比汉族出色。他们的服装识别性极强，对外起到明确社会伦理和秩序的作用（儿童装能促进对儿童的爱护，未婚装能显示姑娘的待嫁状态，已婚状提示人们善待已婚妇女，老年装引导社会尊重老者……），对内能达到家族传承的效果，比如，新娘的三层结婚盛装最里层是外祖母留下的服饰，中间层是母亲留下的服饰，最外层是自己制作的服饰，很好地体现了家族传承。

其后，贾老师向听众讲述了“非遗”中的智慧，其中的环保生态智慧和居住生态智慧等令人称叹。

少数民族防染制作的工具、材料、工艺，以及成品的使用与舍弃，都体现着生态环保智慧，如防染工具中的各式竹签、蜡刀，以及材料中的防染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植物染料蓝靛，这是一种用之有利于自然、弃之消融于自然的染料。

苗族村民的建筑选址方式则展现了独特的居住生态智慧：他们在准备建房的地方丢下一把苞谷或黄豆，择日前往察看。如苞谷或黄豆减少了（最好是没有了），就可以建房；如若苞谷或黄豆纹丝不动，则说明此地没有生命迹象，用山野村夫粗话说，屎不生蛆。这样的地方不能建房。

在今天服饰“非遗”的产品开发应用中，应该学习少数民族的传统智慧，包括因地制宜的工具制作、因材施艺的材料利用和巧夺天工的工艺技巧。

关于“非遗”中的艺术，贾老师向大家介绍了服饰的款型、色彩、纹样和工艺。

就款型而言，生态环境的不同决定了服饰款式的不同。例如苗族女子在迁徙过程中，去往高山坡的为方便爬坡上坎就穿短裙；住在半山腰的，裙子做得遮住膝盖；住在平坝河边，裙子就长到脚背；到大森林里的为避免野刺野草攀挂，便只穿两块前后片裙。可见，服饰与民族生存环境有着密不可分关系。中国苗族服饰图志中记录的苗族服饰有173种之多。

西南少数民族服饰色彩的识别与凝聚力极强。如瑶族男性头巾是先包白色再包黑色，女性则是先包黑色再包白色，性别的识别度极高。

这些服饰的图案纹饰造型千变万化，单苗族的龙形图案就有约24种之多。龙是苗族观念中最大的神灵形态，苗龙因而形成了庞大的体系，其中一半是水龙，一半是旱龙。水龙包括了水牛龙、猪龙、鹅龙、鸭龙、鱼龙、蛤蟆龙、船龙泥鳅龙、乌龟龙、蛇花鱼龙、蛇龙、网龙，旱龙包括了人龙、鸡龙、羊龙、狗龙、虎龙、马龙、斑鸩龙、燕子龙、蜘蛛龙、椅子龙、轿子龙、撮箕龙。龙无所不能，要吃饭，有“牛龙”；要吃肉，有“猪龙”；要穿衣，有“蚕龙”；要跳舞，有“鼓龙”；要力气，有“象龙”；要避邪，有“蜈蚣龙”；要安全，有“蜘蛛龙”；要光明，有能唤出太阳的“公鸡龙”……

服饰的制作工艺精湛，品味独特。广西融水苗族的枫香防染工艺表现出刚劲有力的风格。

最后，贾老师谈到“非遗”中的审美。西南少数民族服饰以大为美，以重为美，以多为美，以巧为美，亮家当，炫富有，彰德行，比技艺，用数量上的积累和体态上的扩张来表达其价值满足感。

纳雍、六枝苗族女性头饰就以大为美。用麻线做假发，散开后有8尺长。她们先将真发在头顶盘成小髻，再把假发编成绳状，用木梳插于真发上，一圈一圈地盘起来，最后出来的圆形盘头足有一尺半左右。普定、织金、六枝交界的苗族发髻里掺了重达1500克的假发，当地人称之为“戴角”。

施洞女性盛装以重为美，一全套银饰件有70—80种，全套银饰共有50多件，每件都有专属的苗名，加起来共有15—20公斤。

彝族白倮人蜡防染盛装以多为美，其三件套组合包括了内层对襟布衣、中层宽袖蜡染衣、外层无袖蜡染坎肩，表达了以多为富观念。剑河南哨型盛装可重叠穿5—6件，甚至20件。

贾老师总结说，我们应坚守传承“非遗”中的精神与智慧，多元开发“非遗”中的文化与形式，活化创新“非遗”中的当代使用性。

讲座过程中，贾老师反复强调人文艺术学科与人类学融合的重要性，尤其强调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的必要，因为田野工作能提供独一无二的一手资料。

最后的提问环节，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教授首先就如何看待“非遗”走入新媒体这一现象提出了问题。贾老师认为这方面的现状存在问题，比如给“非遗”录像配上流行背景音乐，显得不伦不类，仅仅是提高流量，无形中却肢解了“非遗”。但另一方面，宣传也非常重要；离开了宣传，公众很难了解“非遗”。

现场的老师提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文化本身会不断改变，那么保护“非遗”的边界在哪里？其二是关于讲座中提到的苗族服饰有173种之多，“苗族”的认定本身具有模糊性，不同支系的服饰或许不能相加。

对此贾老师回答说，边界问题是一个巨大的难题，比如贵州的“世居民族”实际上也是迁徙过去的，“世居”的定义也不是绝对的。因此，设计学主要是根据外形划分服饰类型。重要的是，如果不穿传统服饰，那么一个民族的传统很快就会消失。关于第一个问题，总的来说，今天时代的大语境变了，年轻人都喜欢新事物，物联网也深入了村寨，在这种情况下，保护传统也只能是一个相对的努力方向，让文化自然发展，而不人为干涉。

接着，线上听众问及男性服饰的变化为什么比女性快，贾老师回答说，传统民族地区，男性与外界接触较多，所以服装变化更快。

最后赵旭东教授问及费孝通所说的文化自觉问题，即如何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如何保护少数民族“非遗”？贾老师认为文化首先要有自信，自信是自觉的基础。不自信，就不会自觉维护本民族文化。中国现在提出“四个自信”，实在是提得太好，尤其对于凡事都用西方标准衡量自己的现状极具意义。只用西方标准，就会形成文化单一，而非文化多元。文化需要多样化。

赵旭东教授追问了如何看待“汉服热”的问题，贾老师认为“汉服热”带有表演性质，不像日本的和服，是在现实生活里真正穿着的，它的传统没有断。汉服的传统已经断了，再续很困难。但振兴传统在今天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在西化风潮强劲的今天极具意义。

（来源：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